700余年“龙窑”重现成都

瓷窑遗址共发掘出土窑炉三座，均为斜坡式龙窑。

专家认为，器物足底图文字符，可能是当时的“商标”。

瓷窑遗址出土的器物。

瓷窑遗址出土的器物。

瓷窑遗址出土的器物。

成都东郊琉璃场，很多老成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地名。然而此处为何命名琉璃场，并没有多少人深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里曾有一处从五代至宋元明时期、延续700多年的古瓷窑场。从最初时烧造陶、瓷器，到明代为蜀王府烧造琉璃等建材，这处窑场的名字最终更名为琉璃场窑（又名“琉璃厂窑”、“华阳窑”），这一带也因此得名琉璃场。

事实上，琉璃场窑早在清代就已停烧，窑包也因此尘封地底。2018年5月至今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用地需要，对锦江区柳江街道等地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终于让这处古窑址重见天日：在近3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中，清理出土窑炉、作坊建筑、水池、水井、挡墙、墓葬、灰坑等，以及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等大量标本。

龙窑再现

三座窑尚存许多瓷器成品

据介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锦江区柳江街道琉璃村6组、包江桥村1组的琉璃厂窑址开展了近两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该地点东临琉璃路（老成仁公路），西临沙河支流——洗瓦堰河，南临南三环路三段。

考古现场领队易立称，整个工地分作I、II两个发掘区。共发掘出土窑炉3座，均为斜坡式龙窑。

“斜坡式龙窑就是修建在山坡上，就像小孩子的‘梭梭板’一样，因为其形较长，所以我们喊做龙窑。”易立说，龙窑主要存在于长江以南地区。在揭露出的三座龙窑内，其中第二座的年代约在五代至北宋早期，平面呈狭窄的长条形，方向132度，揭露长度22.3米，坡度18至21度，窑床内宽2.25米，内部残深0.52米，窑顶为拱券结构，残存21段，使用耐火砖和窑具等材料纵联砌筑，大多已坍塌。

窑床内外尚留有许多未及取出的瓷器成品，可辨碗、盘、盏、注壶、盘口罐等。窑床垫土厚0.4米，分作两层，上层为青灰色沙土，下层为红色烧土堆积。

除了窑炉，考古现场还发掘了作坊建筑11座，水井2座，墓葬2座。墓葬分别编号M1和M2。M1为小型石板墓，年代为明代；M2为三室并列的砖室火葬墓，年代在北宋末至南宋早期，各室分别仅随葬瓷盏1件，其中的中室出土了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赵文地券，券文直接墨书于垫板上，依稀可辨“火穴”、“华阳县安养乡”等字样，据券文内容以及地券使用窑具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为当地窑工。

古窑初探

宋代制瓷可能就有了商标

琉璃厂窑，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

易立介绍，灰坑的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平面形状不规则，几乎都位于作坊区挡墙之外，为各时期窑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取土坑，后改作废弃瓷器的填埋坑。

发掘中获取了丰富的遗物标本，包括瓷器、陶器、建筑材料、窑具四大类。五代至北宋早期瓷器的器形普遍偏大，胎体较厚重，常见碗、盘、盏、盆、炉、盒、四系罐、盘口罐、注壶、穿带瓶、器盖等，釉色品种以青釉、酱釉为主，器表有饰绿、酱色彩绘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支钉间隔；北宋晚期至南宋瓷器的器形普遍较小，胎体变得相对轻薄，器形种类减少，常见碗、盘、盏、碟、瓶、注壶、双系罐等，釉色品种以白釉、青釉、酱釉、黑釉居多，器表有用化妆土、酱彩装饰的做法，碗盘类器物的装烧方式流行使用石英沙堆间隔，其足底流行模印各种几何符号、文字和图案，可能代表了一定的商标、标志和款识意义，反映了当时窑户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元代瓷器的数量和类型都急剧减少，几乎只能见到黑釉碗，制作粗糙，胎体厚重。陶器的数量较少，主要是低温釉陶的俑、动物模型等，均属于丧葬明器。建筑材料有瓦当、滴水、筒瓦等，窑具可辨垫板、垫圈、支钉、支柱、火照等，匣钵极少见。

“这说明了它的延续时间很长，出土器物不同则说明了不同时期瓷器产品的面貌不同，装饰风格不同，技术手法也各不相同。”易立说。

窑史解析

明蜀王府“官办”琉璃厂窑

“关于琉璃厂窑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北宋《元丰九域志·成都府路》‘华阳县’条下提及有‘均（垍）窑’，南宋《成都文类》卷五引何麒诗记有‘垍窑镇税官’，有学者考证‘均（垍）窑’即是琉璃厂窑在两宋时期的称谓。”易立表示。

那为何此后又改名为琉璃厂窑了呢？这或许与其烧造的产品有关。

在王建墓（现永陵）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学家冯汉骥认为其中出土的几件陶器正是琉璃厂窑的产品。可见在五代时期，琉璃厂主要烧造日用陶器。1973年，洪雅发现的一处北宋砖室墓中，出土了大量碗、壶、罐等器物，被认为琉璃石窑所出，这也证明当时琉璃厂窑以烧造日用陶器为主。

但是到了明代，这里已改名为“琉璃厂”。易立介绍，1955年，在成都外西瘟祖庙附近清理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蜀藩太监丁祥墓。他的墓志铭写道：“（丁祥）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甓。”“可见这处窑场在明代仍在生产，但已被明蜀王府所控制。”

诸多材料充分证实在今琉璃场在明代已设官外厂窑，不再为民间所烧造了，而该窑的所在地至少从明初也就名之曰琉璃厂了。

专家认为，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进一步揭示和掌握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为今后促进和加强对该窑的考古学、美术学、陶瓷工艺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及展示利用工作，提供了可考的科学依据和珍贵的一手资料。

琉璃场这个看似普通的成都地名，也因此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知道一下

琉璃厂瓷窑遗址发掘史

琉璃厂窑，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

该窑早在于20世纪30年代已引发学术界关注，原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David Crockett Graham（葛维汉）在1933年对其开展过短期试掘。

1942至1943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发掘了成都老西门外的前蜀王建墓（光天元年，918年），冯汉骥先生在正式报告中将墓内出土的青瓷碗、盆、四系罐判定为琉璃厂窑制品，其烧造历史首次被提早到五代时期。

195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组在成都市郊东南的胜利乡一带清理明墓时，对窑址做了初步的调查和勘测，当时测量窑址占地面积约340亩，大小窑包共计21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综合报道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原标题：700余年“龙窑”重现成都